本期主笔:张鸣真
新闻学、心理学硕士、人体运动科学学士
1966年5月16日,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。距今为止,已经整整50年了。
对今天的80后、90后来说,文革是一段模糊的历史,因为我们不可能亲身体会到这场灾难,也不知道这段黑暗的历史会给心灵带来怎样的改变。今天的年轻人,带动的是“互联网+”的发展,掀起的是“全民创业”的潮流。阅读到的,更多的是关于文革的官史,官史一般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,书本上记下的,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。
也许我们不曾意识到,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,直到今天还在对已是壮年的80后和尚且稚嫩的90后隔空喊话,它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,影响着我们的思想,决定了我们的原生家庭状态。
缺乏忏悔的父辈VS少有敬畏感的年轻人
很多年前,作家巴金就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,但他的提议终究被拒绝了。现在看来,缺乏忏悔,正是中国对文革反思的一个缺陷。
中华民族历来缺乏忏悔的基因和出赎罪的传统。学者李泽厚认为,中国的文化是一种“乐感文化”,它根源于人性本善的理论,所谓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与之相反,西方文化被称为“罪感文化”,这种文化是宗教性的,它启发人的良知,并鼓励人通过忏悔来减轻内心中的罪恶感。
而我们友邻,日本和韩国则奉行一种“耻感文化”,他们用羞耻代替赎罪,又用耻感鼓舞自己发展的步伐。所以,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,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,日本则做不到这点。而在以“乐感文化”为传统的中国,我们更愿意选择忘却。如果在反省灾难、又必须提及伤痛的那一刻,我们宁愿选择控诉,中国有很多控诉者,他们控诉十年浩劫中的心灵创伤,并用控诉代替忏悔。
有研究显示,婴儿在3个月内就会具有内疚能力。因为婴儿看到了妈妈的真实存在,他会与妈妈建立起一个“我存在,你也存在”的真爱关系。如此一来,一旦婴儿攻击了妈妈,他会感到内疚,因为他知道妈妈会感到疼痛,所以这种“共生关系”,让婴儿感觉,攻击了妈妈就是攻击了自己。由此,人类攻击别人的倾向就会得到限制,但这份限制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,而是因为感同身受。
可是,不会忏悔的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父辈,终究没有把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我的能力传递下来。年轻的一辈,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愿赌服输。
于是,今天的80后和90后,普遍缺乏对权威的敬畏感,很多人在婴儿时期没有学会与母亲“共生”,在长大之后也自然不会与团队“共生”。自私、冷漠、利己主义的心理根源,并非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,而是来自于50年前那场改变了人性的文化大革命。
灾民心理VS现世享受
文化大革命,还带给了50、60后一代人强烈的“灾民意识”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人们在内心中会把灾难当做常态,把温饱当做富足。灾难中成长出的一辈,会把生存当做人生最高理想。于是有人把“灾民意识”概括为三个特点:权力恐惧、敌人意识和力量崇拜。
其实,在中国历史中,人口膨胀、资源紧缺、环境恶劣是常态,所谓的“灾民心理”的形成,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化大革命,千百年来的中国一直是这个样子。
“灾民”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?不过是争先抢后成为“人上人”。
于是,中国人集体生活的智慧就特别突出,在海外,经常有“华人一进城,满城皆失业”的说法。在国内,职场厚黑学异常流行。我们习惯了为了生存舍弃一切的生活状态,时刻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。职场中的嫉贤妒能、尔虞我诈,被当做高情商的解读。实际上,这不过是当年“灾民心理”的集中体现而已。
在80后、90后当年的教科书里,经常出现“蜜罐中的一代”的字眼。是的,比起父辈和祖辈,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的确是好多了,再也不用为了生存而挣扎了。可是,具有显著“灾民心理”遗传特征的父辈,在经历过一次长达十年的文革洗礼之后,教育出的子辈,会更重视现世的享受。因为,从某种角度上来说,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年轻一辈,会耳濡目染传承下父辈的恐惧,一方面害怕灾难,一方面又要拼命享受,从而不断地告诫自己:灾难离我很远很远。
有人把80后、90后的心理特点归结成几个字:淘、秀、晒。
在欧美国家,即使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“富二代”,也会被父母告诫,要低调行事,平等待人。与之相反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比中国人更爱晒自拍了,我们喜欢在朋友圈里展示远远高出自己真实水平的、被粉饰了的生活。所谓的炫富,不过是心理价值的缺失。所谓的秀自己、晒美拍,其实是因为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了太多的“灾民心理”,我们必须要用现世的享受,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如果能把自己现有的生活在完美包装后展现于朋友面前,那最少这样能让年轻人潜意识中的恐惧,减少那么一点点。
不门当户对的婚姻,生出内心纠结的孩子
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门当户对一直是婚姻的传统习俗。先不说这种理念是否正确,但文化大革命期间,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,大幅度地削弱了“门当户对”的婚姻的比例。
当年,多少适龄年轻人因响应号召上山下乡,从而铸就了无数对失衡的婚姻:女知青嫁给了大老粗,家庭成分不好的知识男青年,娶走了又红又专的女工人。
不断有婚姻专家指出,真正幸福的婚姻在于两者的相似性。上学时我有一个特别斤斤计较的同学,就算是外面吃快餐,她也会和服务生计较一下,自己碗里的鸡蛋是不是比别人少了。后来她交了几个男朋友,有的是高级金领,有的是艺术家,每个人都会嫌和她过日子太累,说她是“拿着计算器活着”的小妇人。可是前一阵,她幸福地嫁人了。有一次我听说,他们小两口和另一个朋友打车回家,眼看车上的计价表就突破了50元,她突然冲着司机大喝一声:“停!就到这里!”我的朋友还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回事,她就和老公就迅速刺溜下出租车,这时候,离他们住的小区还有500多米。
“你知道这两口子有多般配吗?下车之后,她老公还跑到出租车司机那里去争辩,因为司机好像绕了个路,所以他想少付5块钱。”我的朋友眉飞色舞地对我说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这两口子一点都不缺钱,他们每个月的总收入都达到6位数了。而他俩的小日子过得又特别甜蜜,天天在朋友圈晒豪宅里的半裸自拍。
其实,真正幸福的婚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的相似性基础上的。可是,文化大革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,它能把背景、身份和世界观完全不相同的人组合在一起,从而形成一个个需要不断磨合与碰撞的家庭关系。
西方心理学家认为,如果夫妻双方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,那么即使不离婚,他们“制造”出的孩子也会异常纠结。这种背景下成长的孩子,会形成一定的意识混乱。如果父母同时告诉孩子“万物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,那么他就会认为这是对的。可如果一方家长鼓励你好好读书,又有一方告诉你“读书没用,社会才是最好的大学“,那么孩子就会产生价值观上的迷惑,从而导致行为上的纠结。
80后、90后已经迈入了为人父、为人母的时代,原生家庭对现今生活的影响也一再被社会放大,而今天中国的离婚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父母失衡的婚姻,造成今天的年轻人对自己家庭生活的不自信,而从小价值观的混乱,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婚姻充满着各种的可能和纠结,才让本就棘手的婆媳关系,变得雪上加霜、段子迭出。
高晓松说:历史不是故事,历史是事故。历史越向前,我们对文革的认知也就越重要。如果一个民族不能放下尊严、直面反省,那么50年前的文革,不光会对今天的80后、90后产生不可预估的心理影响,在50年、100年后,就连我们的子孙后辈,也会被其株连,永远走不出历史留下的心理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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